408路公交上的程序員
2019-06-18 14:14 討薪 裁員 程序員

408路公交上的程序員

作者:劉念,編輯:張亞利 

來源 :谷雨實驗室(ID:guyulab)

這些程序員在創業公司工作多年,曾通宵加班吃睡在辦公室,曾相信這是一家有夢想有擔當的公司,曾一同懷抱著拿著期權實現財務自由的夢想,以為房子、車子都不會太遙遠。最終卻不得不一次次坐上通往勞動仲裁院的公交車。

在一家創業公司工作6年后,程序員劉權和張博最后以狼狽不堪的形式離開--為了討回拖欠的薪資和補償金,他們不得不擠上通往勞動仲裁院的408路公交車。這是他們人生頭一遭。

過去一年,他們常聽人說“大環境不好”,但一直后知后覺,直到潮水退去,才發現自己被晾在沙灘上,最終被推到了勞動仲裁的大門口。

百度指數關于勞動仲裁的搜索數據在2019年4月達到近半年新高,其中比例最大的人群集中在30-39周歲。20多歲的劉權和張博沒想過自己也會置身其中。

“哎呦,你怎么流鼻血了?”國字臉女律師尖著嗓子問。

劉權抹了下鼻子,才發現鼻血已經流到嘴唇邊。他仰起頭,含糊地回答:“可能天氣太熱了。”他已經焦灼了一個多月,因為欠薪討薪的事。

“你是工科生吧?我一看你就是工科生,不善于表達。”女律師遞過來衛生紙,劉權點點頭,趕緊塞進鼻子里。

程序員劉權是被一個婦女拉到仲裁院背面這個居民樓里的。對方自稱律師助理,除了掛在白墻上的四面“感謝”大紅錦旗,這里怎么都不像正經律所。

他從將臺地鐵站下車后,還要坐408路公交車才能到勞動仲裁院。408路公交車不太準時,劉權等了30分鐘都沒來。他是宅男,主要活動區域都圍繞著通州的住處或是工作所在地,半徑大約3公里。

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門口神情凝重的人們

來京6年,這是他第一次來這片。頂著正午30多度的高溫,焦躁的氣氛被時間拉長,人們在站臺走來走去,用手上的東西隨意扇著風。劉權皺著眉,汗水在臉上流。以往,這個程序員很少留意外界的變化,因為白天非工作時間都不會在外面亂晃。這天他注意到天很藍,樹葉很綠,周圍的一切似乎若無其事,但自己的內心卻很涼。

車終于來了,看上去還像學生的男孩在車上發語音:“我必須去告他們!”聲音帶著哽咽。

南十里居站,一大半人走了下來。

迎接他們的是意外的熱情。“要律師不?免費咨詢。”

一進仲裁院鐵柵欄門口,發小卡片的人一擁而上。被防曬服和墨鏡裹得嚴嚴實實的中年婦女,拉住劉權,“我們95%的勝率,幫你一條龍法律服務。”鄉音濃重、曬得黝黑的男子則一遍遍重復邀請:“到我們村去吧,我們村有三個年輕律師。”這些人都自稱律師助理,主要工作是拉人進律師事務所。

劉權趕到時已過12點,大門緊閉的仲裁院處于午休時間,牌子上寫著14點上班。

幾十個人頂著太陽排隊等候,有的站著刷手機,有的趴在臺階上寫材料,也有的和柵欄外的“律師助理”攀談。

“為啥中午要把大門關上啊,讓大家進去等著不是更涼快些?”曬得滿臉通紅的女孩發問。

“來這兒都是維權的,擔心安全風險唄。”劉權后邊帶眼鏡的男孩插嘴。劉權心里一沉,自己也是“維權人士”之一了。

下午兩點,大門準時打開,人們涌進大廳。工作人員說,剛過完年那會兒人更多,隊都排到鐵柵欄外面去了。

大廳座位立刻被填滿。填表的位置,幾個看上去輕車熟路的年輕人面對墻壁站成一排,埋頭填寫各種資料。免費咨詢的律師臺前,也瞬間排起長隊。

勞動人事爭議仲裁院大廳內填材料的人們

劉權在這家互聯網公司工作了六年,公司從最初的十幾人,發展到鼎盛時期的幾百人,“又像泄了氣的皮球一樣憋到只剩一張皮”。等劉權回過神來,公司里只剩下二十幾人。

創始人還用工資當籌碼:只要你簽了自愿協議,欠的工資立刻到賬,起碼還有兩三萬。

劉權去仲裁院也是頭腦一熱,想先探探風。但大廳里的律師給他澆了冷水--由于案件多,待審理的案件多、在執行的案件也多,從立案到開庭可能需要等4個月左右。最后還極有可能一分錢都拿不到。

他沒想到勞動仲裁會這么麻煩,腦子很亂--自己耗得起嗎?到時候萬一公司申請破產,就算告贏了還拿得到錢嗎?而且現在辭職的話,社保就中斷了。他掰著手指數了,社保已經交了4年零11個月,再有1個月就夠五年。

他一直盼著,滿5年就可以在北京參與買房和搖號,雖然還買不起,但有了資格,就有一種被這個城市初步接納的感覺。他得先找個機構給自己代繳社保,再作打算。

劉權拿著一堆表格走出大門,一臉迷茫。穿防曬衫的女人又攔住他,“小伙子,要法律咨詢不?咱們家律師都是正規律師,有律師資格證,有什么問題都可以問他,都免費的。”劉權不再拒絕。

民房里,女律師坐在醬紅桌子背后的黑椅子上,推了推方框眼鏡:“我跟你說,現在這公司就是騙你們呢,有沒有錢我們一查就能查到,這你根本不用擔心!”

“一定能要回來嗎?公司領導說要申請破產清算,注銷掉公司,到時候我們什么都拿不到。”

“一定能啊,這你根本不用擔心!他就是騙你們,公司哪兒那么容易說注銷就注銷的,他也得需要時間。而且你看你們這個注冊資本,5000萬啊!”女律師亢奮地抖著劉權帶來的公司注冊執照復印件。

代理費是3000塊,成功拿到錢后,律師再抽10%。劉權似乎又看到了希望,但沒想好,只是加了微信,回去跟女朋友商量。女律師的頭像是她的職業照,微信簽名是:人類聲音所不及的地方,還有良知微弱的聲音。

乘坐408路返程的路上,難以名狀的失望像罩子一樣罩住了他。這不是他熟悉的感覺,他熟悉的那條從通州通往城區的八通線,每天上下班時擠得一動不能動,但總覺得滿懷希望。

下班晚高峰,北京地鐵八通線四惠站

他還記得21歲那年剛來北京時,公司還在居民樓里,創始人強哥坐在面前,用不大但充滿激情的聲音,描繪著大好局勢和美好未來。他眼里的光也點燃了劉權的熱血。前幾年,他都拿著不到5000元的工資,第一年公司連社保都沒給交。

北漂六年,劉權搬過六次家,但工作一直沒換。轉眼到了2019年,這家公司是他簡歷上唯一的工作經歷。互聯網公司一般跳槽才大幅漲薪,在同一家公司反而漲得慢。最近兩年,劉權的工資才達到1萬7左右,他挺知足。

危機發生在2019年4月,本來應該發工資的日期,一直到了下班時間都沒動靜。沒有郵件通知,也沒有口頭告知,辦公室里稀稀落落有幾個人在討論,不安的情緒訊速傳染。

劉權加班到晚上九點,甚至忘記了沒發工資的事兒。公司忙著開發支付小程序,說是無人便利店補貼很高。程序員只是執行任務,對風向不敏感。劉權也不相信創始人“真會那么絕”。偶爾的工資拖延情況多少都會有,這兩年尤為明顯,不過后來補發了。

劉權發了條微信:“強哥,什么時候發工資啊?”對方回復3個字:“來一下。”強哥低聲告訴劉權:“公司在財務審計,所以發不了工資,下個星期差不多。”

劉權深信不疑,還轉頭告訴同事張博:“放心吧,公司沒事兒,說是在財務審計。”

張博不相信強哥的話,但相信劉權。他們是好友,曾一起通宵加班吃睡在辦公室,相信這是一家有夢想有擔當的公司,也曾一同懷抱著拿著期權實現財務自由的夢想。

重慶人劉權,話少,想的也少,生活極其簡單,除了愛吃,就是寫寫代碼。東北小伙張博,人高馬大,平常笑嘻嘻的,兩人站一塊就像大雄和胖虎。

不過嘴巴更能說的張博,也應付不了欠薪的事。最后,兩個大小伙都得跟劉權的女友小文商量。小文認識的人多,主意也多,經常吐槽:“你們程序員,真的沒,社,交。”

程序員整天對著電腦和代碼

說好的“下個星期”拖了又拖,5月23日,4月的工資依然沒有著落。辦公室已經不剩幾個人了,直到人事部門也集體離職,離職前還傳達了創始人的意思。強哥還說正在準備注銷公司,仲裁的人即使贏了,到時候也沒什么可執行財產。他用這套邏輯,勸走了一個又一個本要死磕到底的年輕人。

劉權有點蒙:剛開始說財務審計,后來說資金困難,現在怎么又變成這種說法了?

他晚上鼓起勇氣給強哥發微信。對方微信語音打了過來,滿嘴苦衷,反復強調公司的困難和自己的無能為力,勸劉權出去找工作。

劉權緊張地一遍遍摳大拇指上的死皮,沒有質問也沒有爭吵,只是“嗯,嗯,嗯”地回應。

“你明白我的意思吧?”強哥問。

“嗯,我明白。”

末了,強哥繼續在微信上給他安排工作。

每次聽到劉權匯報談判結果,小文都氣得要命,恨不得替他去辯論。一年前,她就勸男友早做打算。不知是出于僥幸還是慣性,他看了看招聘網站又繼續寫代碼了。幸好他聽女友勸,申請退回了購買期權的一萬元。

張博就沒那么幸運,買期權的錢也砸了。眼看著公司里人越來越少,他和劉權有點慌了,坐在一起,時而義憤填膺,時而唉聲嘆氣,商量著先當面和強哥再好好聊聊。

張博褲子上破了個洞,連日奔波也顧不上

劉權先去的,之前做了一天一夜的心理建設。明明自己占理,他心里卻很別扭。平常去飯店吃飯即使菜品有問題,他也只會把菜放在一邊不吃,絕對不會找人理論。同事說他“佛”,他覺得自己是“慫”。

還沒等他開口,強哥就開始重復說市場環境和公司的不易,中心思想依然是:你們走吧,工資什么的我會給,具體什么時候給,我也沒有準兒。

劉權默默聽著,坐在凳子上一動不動。他想用這樣的方式對峙。他跟不上強哥的嘴,只能偶爾重復下領導的字眼。領導說一句不容易,他就說我也不容易。領導說公司困難,他就跟著說自己也困難。其他的也不會表達,就連這兩句還是小文教給他的。

半小時的對峙,無果而終。

張博更聰明更主動,語言表達能力更強,目的也更明確,要么發了工資繼續干,要么正常走流程給賠償金。他一進辦公室,對方就開門見山:“兜里的手機都拿出來了吧,別錄了。”

不到10分鐘,張博氣沖沖地出來了,氣得手腳冰涼,嗓子也有點啞。

兩人越想越生氣,不僅在于權益受損,更氣憤的是自己被這樣對待。“你不仁我也不義,那就仲裁。”

然而第一次到仲裁院后,兩人意識到,這條路也不好走。

就沒有別的辦法嗎?倒真有先例。4月某天,兩男一女來到公司。他們是專門從上海趕來的小家政公司,目的是要回公司欠他們的2萬塊錢。公司之前做過O2O業務,和家政公司有合作。

公司冰箱里放著一塑料袋饅頭和榨菜,那是他們自帶的干糧。第一天,強哥去哪兒他們就跟著去哪兒,一步不離。第二天,強哥說好來公司解決問題,一直到傍晚都沒有出現。

“他特么耍我!”帶頭的男人情緒激動,鬧了起來。女人則小聲而堅定地說:“我們也沒想訛誰,我們就是想要自己的錢,一分也不多要。”

一分也不多要。這句話,在這個100平方米左右的辦公室,被多人跟強哥說了很多次,“我只想要我的工資,一分也不多要。”“你該給我的賠償都給我,別的我一分也不多要。”“你把我買股票的錢退給我,我一分也不多要。”但如今在這個注冊資金5000多萬、融資總額過億的上市公司里,一分不多要也變成了難題。

討薪的人越來越激動,對著辦公室其他人大喊:“你們把自己的東西都帶走啊,一會兒我們就把公司值錢的東西賣了,賣了還我們的錢!”

半小時后,錢很快打到了他們賬上。

“堂堂一個互聯網公司,最后也搞到按鬧分配,既快又省心,遠比走法律途徑便捷。”小文感慨。但讓剩余的年輕人做類似對抗,他們做不來,一來放不下身段,二來也在衡量風險。

第二次到勞動仲裁院,劉權和張博吸取教訓,一早出門,408路公交車來得也快,八點就到了。

排隊到了律師面前,張博問:“這個公司都新三板上市了,會輕易破產嗎?”

“什么公司都有可能破產,國企也不例外,何況什么新三板公司。”律師喝了口水回答。

“我們現在就想知道,如果仲裁的話,最壞的結果是什么?萬一最后公司注銷了什么也沒了呢?”

律師的嗓子都啞了:“你既然都到這了,就說明你不甘心,要是甘心你不會來這,別管那么多,先立案吧。”

兩人一時想不出什么新問題,就怔怔讓了路,后邊排著的人個頂個焦急。

大廳里,穿藍色制服的男人四處巡邏,有時維持秩序,有時站在門口大聲吼隔著鐵柵欄塞卡片的人。

雖然被警告他們是騙子,劉權和張博還是被一個女人拽走了。他們這會兒也有些六神無主,“先去聽一聽也沒壞處”。

女人拉一個人提10%,能掙300元。她還干副業,手里攥著一把黑色簽字筆,5元一根,礦泉水5元一瓶。

兩個人沒舍得買水,“太貴了”。

還是那個小區。這回是一個很有派頭的男“主任”坐在桌子前。齊劉海小姑娘剛咨詢完,低頭寫完材料,神情復雜地走出門。

“這個姑娘啊,是她朋友介紹來的。她朋友之前就是委托我們主任,后來官司打贏了,就把主任介紹給了她。”女助手喋喋不休,掏出手機給劉權和張博看微信轉賬記錄。

“主任律師”的語氣跟之前那位女律師一樣自信。他反復強調:公司想破產沒那么容易,你這個案子勝券在握。當然前提是,都交給他代理。

接過“律師助理”小卡片的年輕人

兩人聽了半天,決定回去再考慮一下。

這一天,他們依然沒有遞交材料立案。他們心里還有點犯嘀咕,要是被強哥知道真的立案了,不知道會有什么后果?走仲裁程序的同事已有好幾位,強哥好像也沒在怕的。他在圈里人脈廣大,要是徹底和他決裂了,會不會影響將來就業?

他們在百度上搜索“勞動仲裁”,相關提示都是:“勞動仲裁會影響找工作嗎”,“勞動仲裁對自己今后有什么影響?”

還有人分享了一個血淋淋的事:一個上市公司員工被新領導清洗,對方告訴他主動辭職,“要仲裁也可以,但互聯網圈子就這么小,你以后如果還想在圈子里混,就不要搞什么幺蛾子。”這人本來錄了音想找做自媒體的朋友曝光,但思來想去還是放棄了,最后乖乖離職找了新工作。

沒有人敢賭上職業發展。

劉權找了兩個月的工作,都沒什么消息。他下載了各類招聘app,之前他都不知道有十幾個app做招聘。

5月初到現在,除了找工作,他的時間都花在討薪上了。程序員雖然收入不算低,但這些年來,他除了還讀書、培訓的貸款、給家里寄錢,支付房租,幾乎月光。房租,馬上也要交不起了,十幾萬的補償金,對他來說真是一筆不小的數目,“丟了實在是不甘心啊”。

這個情緒不外露的人,有天晚上睡覺前忍不住跟小文說:我胸口真的好悶,好悶。

“你也別太著急了,我可以養你。”女友安慰他。

劉權每天變著法燉豬蹄湯、排骨湯,給小文吃,但地鐵口他最喜歡的那家炸雞,最近舍不得買了。他跟小文說,“等我找到工作再買。”

對“黑律師”不放心,小文幫忙聯絡了一些律師。但費用不菲,光代理費就要3萬。有位律師掏心窩子告訴劉權,金額很少,根據經驗很難要回來,“官司很容易贏,但是執行困難”。

媽媽則給劉權打電話,勸兒子“凡事別弄得太絕”,能把工資要到手就行,別的就別弄了。離職的同事也說,再耗4個月,人都得垮了,就自認倒霉快找工作吧。打退堂鼓的是多數,當初吵著維權聲音最大的都早已離開了公司。

程序員高晨和他倆一樣氣憤,本想著一起“剛到底”。但拖了1個月工資時,他就開始緊鑼密鼓地準備找新工作。他和他們不一樣,有兩個孩子要養。

公司做過O2O,通過APP鏈接用戶與阿姨。好的時候,保潔阿姨上千,包裝得很高大上,阿姨間呼朋引伴,流傳著月入上萬的北漂夢。如今,張博加了微信的阿姨們,朋友圈有的學做美甲美睫,有的去做了整形代理,也有的回了老家。

在數次往返的408路公交車上,劉權猛地覺得,在這個大城市謀生,大家本質上相同,無非的謀生工具有的是刷子,有的是抹布,有的是文字,有的人是PPT,而自己是代碼。“根本沒什么體面不體面的,只有遭遇困境的時候才發現,自己平時的體面實際不堪一擊。”

北京市408路公交車將臺路口西站

“你媽要是沒錢了,你還管她要錢嗎?”創始人的老婆扯高了嗓子喊,她來公司幫丈夫處理最近這攤事。

這是張博最后一次來找強哥談判。這句話徹底激怒了他。

他怒氣沖沖地反問:“這有可比性嗎?我上班拿工資是我應該拿的,我沒多要一分錢。”

五年前,張博眼里的創始人老婆還不是這副模樣。那會兒,她和和氣氣,眼睛和臉上堆滿了笑,問他的工作情況,問他工作環境怎么樣,問他有沒有什么困難。

再見面,她劍拔弩張,嘴里重復著不同的責問:“公司都這樣了,你就不能理解下嗎?”“公司都沒錢了,給你個方案你就走吧!”

本來張博是來公司辦交接手續的,順便把他以前買的1萬塊錢期權退了。強哥答應的好好的,但知道他們已經在走仲裁程序后,立馬變臉。

他還是反復跟張博講,仲裁沒有意義。他舉例為什么聰明的人事部門什么都沒要就走了,舉例自己的媳婦曾是高管但因為公司發展不好也得離開,他舉了很多例子,用來印證維權的無用。

對峙一直持續到了晚上19:40,張博氣得嘴唇發抖,隨手抄起投影儀的支架,一個長約1米的鋼管。他最終變成了那天鬧事的人的模樣,但只是做了做樣子。

強哥最終的答復是,“退不了”,公司的一切事宜他都已經交給了律師,以后由律師全權處理。

他老婆的態度則是:愿意去告你們就去告。

一個人走在四惠東的過街天橋上,張博四顧茫然,竟然不知道找誰說話。他撥通了劉權的電話,劉權只會一遍遍重復:“你別生氣,這事兒肯定都有解決辦法。”小文聽到張博的嗓子啞了,心里一下子特別難受,就跟那天知道劉權流鼻血一樣。

北京四惠東過街天橋

接電話之前,強哥還在給劉權發微信,問工作上的事兒。劉權翻了下兩個人的聊天記錄:進展,測試,開發,需求,后臺,配置,提交。他關閉了對話框,第一次沒回強哥的消息。

6月3日,端午前夕。北京下了兩場雨,劉權和張博再次登上408路公交,把檢查了一遍遍、謄寫了一遍遍的表格交到仲裁院立案,同時,又像大學剛畢業那會海投簡歷。

前同事給他倆傳授找工作秘籍:“編輯一段話,給曾經在這個公司工作過的同事挨個發微信,問有沒有工作機會。”劉權編輯了好幾段,怎么都不好意思發出去。回想自己在這家公司,好像也做了不少事,風光的時候,集體團建,年終獎,下午茶,眼看著公司一步步膨脹,又一步步像砂之塔一樣瓦解。

2016年秋天,新三板上市后,公司從CBD搬到四惠,這次上市有效地躲避了后來的資本寒冬。但此后3年里,公司收益連年虧損,業務始終難有進展。

公司也曾掙扎過,方式是繼續跟隨資本的方向。共享經濟火的那幾年,公司也跟風做共享,做了共享手推車、共享娃娃機、共享雨傘、共享搖搖車等,但沒有一個做了起來。直到發不出工資的這兩個月,公司還在做支付類小程序開發,為了拿補貼。但大勢已去。

2017年9月,共享經濟繁榮的北京街頭

端午節后,高晨已經入職新公司,跟劉權抱怨:新公司是996,節奏太快了。劉權安慰他,“適應一下就好了”,自己心里卻不是滋味。相比之下,他更愿意996,只希望未來能找個靠譜的工作,工資和社保都能按時交,就足矣。

他和張博都沒想到,最終走到打官司這一步的,竟然是最老實甚至有點慫的自己。他們不知道還需要多少次登上408路公交,而勞動仲裁的結果,更是未知數。

*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。

谷雨實驗室
文章評價
匿名用戶
發布